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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0/11/13 9:13:00
沙河文艺

本论文发表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年第三期?南大C刊

·前沿聚焦·

蒙古族动物图案中的道德善恶

与祥瑞象征分析

李*

[作者简介]李*,年生。内蒙古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生导师。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方向。主持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艺术学规划项目一项;主持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艺术学研究项目三项;地市级社科艺术学研究项目两项。发表艺术类研究论文二十余篇,CSSCI来源期刊和CSSCI扩展版期刊论文五篇。多次参加国家级艺术教育教学会议。艺术作品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内蒙古美协展览多次,并多次获得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关于民族地区艺术创作研究论文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首届美术理论高峰论坛。应邀在内蒙古艺术学院、包头师范学院、包头博物馆等地举办个人学术讲座四次。近年来一直从事民族地区美术研究与创作。

摘要

伦理活力源于人的本能,是人的生命意志的体现,其功能是选择,选择的尺度是善恶。从某种角度来看人类的一切艺术创造与道德、伦理以及价值观的教化都有密切关联。祥瑞观念蕴含着人类之初最本质的对美好的追求,它是实际的、具有明确目的性的,是与自身生产生活、生殖、繁衍、求福、禳灾等民生现象密切相关的那种情感和愿望的体现。伦理道德及祥瑞观念是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的重要象征范畴。在这个范畴内,特定的图式化“符号”是承载并使某些观念和思想得以标识化、形象化、人格化的转化方式。通过这种转化方式使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得以更好地被阐释和实现,并成为一种具有规范体系的、约定俗成的群体性价值标准和理念,体现出在精神陶冶与伦理教化等多方面的价值导向作用和社会性功能。

关键词

象征象征符号善恶观祥瑞观

一、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中的道德善恶观

(一)伦理善恶观的动物形象化

《说文解字》中“道”本意为道路,延伸为门类、技艺、事理、规律、道德等诸多义项。“德”是“天道”、“人道”的体悟,引申为人道品格、品质、德行。善恶观是人类本质情感中的一种普遍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判断标准,“向善去恶”是其基本理念。

我们熟知的青铜时代的“饕餮”纹,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是一种对贪婪、贪食的凶恶形象的一种象征,有“四凶说”、“戒贪说”等起源说法。《吕氏春秋》中记载:“周鼎铸有饕餮,有首而无身,食人未咽,为不善亦然。”《左传》中也提到“三凶”及“饕餮”。《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提的到“四凶”,即先秦典籍记载的浑敦、穷奇、梼杌、饕餮四种凶恶怪兽。“饕餮”一般被绘制成为形象狞厉的凶猛之兽,有头无身。“饕餮”与象征仁义道德和吉祥的麒麟、凤凰等动物形成象征上的鲜明对比。“善、恶”观念在中华诸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里是一种普遍性的价值观象征内涵,在动物图案中表现为以特定的动物形象,以比德的方式象征对善与恶的伦理价值取向与标准的判断。

《说文解字》中:“烏,孝鸟也。”又,“羊,祥也。”孝、祥、仁等观念本身是“善”的伦理道德范畴。

《四库禁燬书丛刊》中记载:“毛虫三百六十,麒麟为长,仁兽也。”“仁”即是“善”的范畴,“麒”是“善”的守护者与不可犯的象征,体现出人类对道德本质上善的追求。

《山海经》中记载:“凤鸟首文曰‘德’,翼纹曰‘顺’,膺纹曰‘仁’,背纹曰‘義’,见则天下和。”《四库禁燬书丛刊》中记载:“凤凰,太平之瑞。”凤凰是中华诸民族传统文化中善恶伦理观的动物形象化典型体现。

在蒙古族民俗文化、宗教信仰等诸多方面中,都表现出这种善恶对立的二元观念。他们将天分为黑白、善恶的九十九天,将神灵也分为善、恶两种类别,把方向、颜色以这种思维模式分为善、恶之两方面,在不同的语境中把某些动物或飞禽视为善的一面,把某些动物则视为恶的形象代表。

《蒙古源流》中记载:“窃闻,善者常被恶者侵,上德常因下行损。此告喜之喜鹊,为恶证之鸱鸮所侵。”道润梯步注解为:令杀此恶劣鸱鸮反杀祥瑞之鹊,多受惑于小人之私,将以恶劣鸱鸮移祸于祥瑞之鹊。此处的鸱鸮与鹊即是善者与恶者的形象化象征。

这种形象化类比方式在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中常见。如,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牛、马、狗等动物象征着忠诚、忠义,是“善”的形象化象征。《说文解字》:“牛,事也,理也。”在蒙古族牧民心中,牛具有朴实、忠诚和任劳任怨的优良特征。成吉思汗时期将忠诚的、勇猛的爱将比喻作“狗”,将木华黎等几位大将称为“四骏”,将哲别等四位爱将尊称为“四狗”,即是伦理观念中的仁、信内涵的动物化比拟,赋予了特定的动物特定的道德内涵。蒙古族神话故事《白面和白雪》中讲到,在天神惩罚人类的时候,是忠实的狗在紧要关头舍命带回了粮食的种子,从此人类便通过自食其力才丰衣足食,得以生存繁衍。蒙古族民间图案中一般都将“狗”的形象塑造的和蔼可亲、恭顺仁义,并且在蒙古族地区禁止伤害狗和马的习俗流传至今。另外,在《神鹰哺救》的故事中则讲述了雏鹰捕获猎物养育博端查儿,最终使其获救的故事。这些特定的动物形象成为正义、忠义、道德上善的象征。再如,佛教文化中认为“鹿”是“纯善之兽”,在蒙古族传统图案中鹿蕴涵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是“善”的伦理认知的形象化体现。

(二)伦理善恶观的相对性及图案的艺术化

蒙古族传统动物题材图案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的本质是对“真”与“善”的终极追求,“善”则普遍表现出艺术对于道德的维护与不断的修缮。贝尔在《艺术》中认为,创造艺术品是人类力所能及的达到善这一目的,最直接的手段。人类早在原始时期创造的诸种形象化图案中已经包含朴素的善恶道德认知,都与先民对吉祥、福禄的需求,对凶恶、灾祸的去除有关,这些形象也都具有某种合目的性的心理体验,具有善恶的道德观象征。

善恶观念随时代的不同、阶级的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倾向,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同部族往往将其他敌对部族的图腾或祖先神灵视为恶神,或恶的形象表征。许多原始时期的恶神形象往往来源于战败的部族。另外,一些特定的动物与自身在生存、生产等方面产生不合目的的、相悖的意识时往往也被视为“恶”的形象。《山海经》载“北方大荒中有獣,咋人则疾,名曰恙。”“恙”是兽名,是给人带来疾病与灾祸的“恶”的形象象征。在蒙古族传统神话故事中常出现蟒古斯、恶狼等“恶”的形象和海东青、神鹰、神鹿等“善”的形象。在《保牧勒》传说中有黑乌鸦和吃掉马的“恶狼”,在《征服黑龙王》中有危害百姓、无恶不作的“黑龙”,这些则是蒙古族民俗文化中对“恶”的认知的动物形象化。同样,在《乌拉特英雄史诗》、《乌拉特民间故事》、《布里亚特神话传说》等民间文化中都贯穿了这种善恶的认知观念和特定的动物形象化象征。

善恶道德观念的兽型类比在艺术审美的范畴中同样体现出在善的、美的、肯定意义上的,与恶的、丑的、否定意义上的形象化对比,是一种直观、朴素的“向善”精神的体现,这一点在民俗美术或是纯艺术之间是没有区别的,惟有对道德上“善”的追求才是艺术的真正价值所在。康德说到:“美者是道德上善者的象征。”艺术是一种饱含生命情感的、有目的的活动,本质上来讲艺术作为某种形象化的符号即是对“善”的实现。这种形象符号在深层意义上以“善”为导向加强和维系着人的价值取向尺度,并外化为丰富多样的动物题材图案艺术。

二、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象征中的祥瑞内涵

祥瑞观念由来已久,“祥瑞”即是对吉祥的期盼心理。殷商时期的卜辞中“吉”是好的预兆,是“善”、“利”之意。《说文解字》中“吉”为“善也”,“祥”为“福也”。

(一)祥瑞观念与动物形象化

《易经》中云:“天垂象,见吉凶。”“象”为自然之“变化”,广义之“象”则涵盖自然之万事万物。古人的观念中某种“象”或“象的变化”可以预示着某时、某事或某物的吉凶、祸福。中华远古先民在创造文字时即将这种祥瑞观念融入其中,如甲骨文、金文中的“祥”字,从字面来看即是将一羊置于案几之上。

《说苑》中记载:“夫唯凤能究万物,随天祉,象百状,达于道。去则有災,见则有福。”在古人的观念中“凤”去则“恶”至,见“凤”则有福。又,“靈龟文五色,能知吉凶存亡之變。”

《论衡?奇怪篇》中记载:“龙为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山海经》载:“犬封国有文马,缟身朱鬣,目若*金,名曰吉量,乘之寿千岁。”此处的“文马”即是吉祥长寿的象征。在古人的思想中祥瑞观念往往与某些与自身相关的特定动物有着神秘的联系。

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祥瑞观念往往与人们生活中的物或事相联系,特定的现象或事物即成为某种吉凶或祥瑞的征兆,或带来祥瑞的使者,这与人类早期的图腾崇拜、神灵观念相关,也包含其他诸种社会原因。

《蒙古秘史》中云:“我今夜得一梦,梦白海青握日月二者飞来落我手上矣。我将此梦语人曰:日月乃仰望之者也。今此白海青落我手上矣,正意白之落,盖汝乞牙惕百姓之族灵神来告之也。”“白之落”中的“白”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象征纯洁、高贵、吉祥,此处以白海青的出现预示“白之落”,即是吉祥到来的征兆。《蒙古源流》中记载:“合罕子贴木真,年二十八岁,于克鲁伦河之阔迭格?阿剌勒即合罕位时,自其三日之前,房前一方石上,每晨落下似雀之五色鸟,啭声:成吉思,成吉思。遂中外共称圣雄成吉思合罕,而名扬天下四方矣。”“五色之鸟”在此处即是天降吉祥的征兆,是蒙古族祥瑞观念的反映。

祥瑞观念在蒙古族中普遍渗透于民众内心,并物化于某些特定的动物形象之上。蒙古族普遍信奉的风马旗即是民族内心祥瑞观念在民俗文化中的形象化体现,风马旗中有藏文经文,也有蒙古文经文。有经文大意如下:

巨力神之四雄之威力,

骏马与虎、狮、龙、凤齐兴盛,

缔造出富有、福寿的无边。

令人敬畏的猛虎,愿所思皆可如愿,

力量无比的雄狮,愿赐予身体、人、畜繁荣。

文本中的狮、虎、龙、凤等特定的动物形象是蒙古族祥瑞、福禄的缔造者或赐予者,是鸿运兴旺的使者或化身,祈福纳禄,使神气飘扬。

祥瑞观念是关乎人事、福寿、运气、生子等等诸多方面的一种意识,关乎自身,也关乎集体和社会,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意识”。原始时期,在人类与自然的实践性关系中,人作为主体总是在积极寻求将那种对抗性的、对自身不利的自然事物转化为利己的、为我的。而基于特定社会阶段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与人自身认知与思维的限制,往往在现实与愿望之间产生巨大的差距,于是借助于万物的神灵、神力或一些特殊的巫术宗教性活动来实现某种目的的思维模式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思维模式集中反映出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福利、寿运等等诸多方面普遍的需求心态与对现实的种种祈盼。在这种思维意识中,早期人类选择了以某种“中介”来完成这种观念的物化方式,即赋予这些形象化的符号以社会意识和理性的性能和价值,或作为中介成为为他们祈求带来庇护和实现自身愿望的执行者与向神灵传达意愿的使者。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往往借助于一些具有特定属性或与自身积极相关的动物作为这种观念的表征,继而在这种特定形象中植入了文化象征内涵。

(二)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象征中的祥瑞内涵个案

“贺乌嘎拉扎”是蒙古族传统祥瑞图案的总称,取材于动物的“贺乌嘎拉扎”形式多样、题材丰富,体现出蒙古族民众求生、趋利、避害的诸种精神需求意识,并广泛运用于蒙古族生产、生活、宗教、祭祀等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

1、风马旗与动物图案

风马旗,蒙古族语“黑牟日”,又称禄马旗、祈愿旗,是蒙古族民间文化中重要的一种民俗信仰文化载体,在祭祀仪式、宗教活动、日常生活等多方面都体现出它的文化象征性。风马旗在内蒙古西部运用得最为普遍,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阿拉善、乌拉特等蒙古族地区,在敖包、寺庙建筑、日常居室及牲畜圈棚等空间中都普遍使用。

蒙古族崇拜风马旗的历史可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关于其产生的文化渊源有多种说法。学术界认为蒙古族最早的禄马风旗上只有一匹腾飞的骏马,目前在青海以及内蒙古一些地区的蒙古族中还有这样的风马旗,后来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才逐步出现“四雄图案”和其他众多的经文、符号等。当下蒙古族地区的禄马风旗则是融合了藏族传统文化后的体现。传统藏文化中“风马旗”四周配四神灵——龙、金翅鸟(大鹏)、虎、狮子,这种形制在蒙古族地区常见。另外,在蒙古族有些地区风马旗中的金翅鸟一般由凤替代。

蒙古族地区的风马旗中央是白色宝马形象,四周为龙、凤、狮、虎四雄动物,多为木刻印制。四雄图案在风马旗上必须由上而下绘制,加上马构成了五雄图案,以增加风马旗的神性威力,同时蕴涵着五行运转、生生不息的象征内涵。在蒙古族民间四雄图案也被认为是风马旗中“马”的四条腿,各自代表了狮、虎、龙、凤的力量,风马旗将青龙的勇猛,雄狮的霸气,猛虎的威力,大鹏的视力,奋蹄的神骏五种力量集于一身。风马旗在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也被称为“玛尼哄”。藏族称为“隆达”,“隆”即是风、气的意思,“达”是马的意思。在藏文化中身体、命、自在、运气是四大要素,“马”集他们于一身,风马与人物质体的气脉产生了某种联系,成为人生命体的一种精神象征。“风马旗”的旗面上一般有藏文、蒙文撰写的祥瑞祝词。蒙古族的风马旗中神马白骏造型动感十足,具有耐力、速度、顺从、力量的精神特质,疾驰之时,风起迅疾,在民间传说是四大洲的支配者金轮王的乘骑,背上驼有如意宝,象征福运、繁荣的无限传播。蒙古族民间认为神马能够去除伤害人间的恶星,将人从苦难的生命体验中解救出来,周围的四雄图案则寓意使神灵之气、福佑之气扩散、飘扬的意思。风马旗是蒙古族求福避祸的祥瑞象征物。如《禄马追溯?禄马桑》中颂扬到:

像虎一样攻击的禄马升腾!

像狮一样有力的禄马升腾!

像龙一样怒吼的禄马升腾!

像凤一样奋飞的禄马升腾。

风马旗是蒙古族祈福纳祥民俗心理的重要形象化体现,是蒙古族对命运中“吉祥如意”的希冀和象征,如图1、2、3所示,是蒙古族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各类型风马图案。

2、翁衮中的动物图案祥瑞象征

翁衮,蒙古语意为“精灵、神圣、坟墓”之意。蒙古族的翁衮分为多种类型,其中即有动物形翁衮,包括虎、熊、天鹅等图腾形象,多出现于东部蒙古族地区。翁衮是具有神秘力量的精灵附体,是灵*和力量的物化体现,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体现。

《多桑蒙古史》中记载:“出帐向南,对日跪拜。以木或毡制做偶像,其名曰Ongon,悬于帐壁,对之礼拜。食时先以食献,以肉或乳抹其口。”

在《出使蒙古记》及拉施特的《史记》中都记载,蒙古族各部族都拥有自己的翁衮,这些动物翁衮与部族的生活密切相关,翁衮动物是十分神圣的,是“吉祥”的象征物。

翁衮也作为萨满的守护神灵而存在,如,在西伯利亚地区“蛇”是常见的动物翁衮,既是萨满的守护神,也是部族的“吉祥”象征物。在我国东部区蒙古族中翁衮的形式也很丰富,与远古的图腾崇拜、动物崇拜有着渊源关系。萨满文化中认为对翁衮的破坏会损害萨满的能力,并危及萨满自身。赵志忠在《中国萨满教》中认为,萨满是祭天神的主持者,也是天神的代言人。那么“翁衮”也就成为萨满文化中的神灵,并具有某种特殊的象征职能,即作为萨满的守护神,可以影响吉凶祸福。这样来看,翁衮已然成为一种特殊的象征物。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之后展开的大规模打击萨满文化的行为中就有集中烧毁翁衮的案例,这种行为是在精神与心理上对萨满的一种彻底毁灭,可见翁衮象征意义的重要性。

萨满信仰中动物“翁衮”的文化渊源与原始先民的图腾崇拜有密切的联系。也可以说一些特定的动物翁衮在某种程度上是图腾崇拜的衍化。如,东部蒙古族一些地区中的天鹅崇拜即是图腾文化的遗迹,将天鹅类比为女性则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崇拜观念的文化遗留。据记载,在北方草原民族历史中有众多部落将白天鹅视为能够带来吉祥、具有祥瑞的象征观念,并且将其视为神鸟“翁衮”加以祭祀和敬奉。

3、萨满服饰中的动物图案祥瑞象征

蒙古族的萨满信仰源远流长,萨满文化无疑是蒙古族多样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包括传统动物图案的文化特征、象征内涵以及民族的审美意象。蒙古族萨满服被称为“博服”,民间称“神衣”,基于蒙古族族源构成的复杂性,其萨满服饰也具有地域性的文化特征。

萨满服饰中的动物图案构成具有丰富性、多样性特征,包括在蒙古族传统图案中常见的鹰、龙、凤、蛇、马等等,与北方草原民族及蒙古族的图腾崇拜、动物崇拜以及后期的多元文化融合有直接的关联。如,鹰崇拜的文化现象在北方草原民族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原始时期的岩画中便常见鹰的形象刻画,匈奴时期的北方草原民族更是普遍将鹰作为崇拜物。《黑鞑事略》中记载:“擄猎不射鹰,以为神物。”《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先祖孛端查尔在被抛弃后是猎鹰以食物哺育其生存,最后孛端查尔部族才得以繁衍生息,所以部族崇拜鹰,并视其为族神灵的象征。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文化中“鹰”具有很高的地位,被封为“首神”。《鹰神传说》是布里亚特蒙古族萨满起源神话,认为最初的萨满即是鹰与布里亚特妇女结合而孕育的,鹰即是部族的保护神象征,这一点在他们有鹰爪装饰的萨满神帽以及鹰羽式服饰中都有所体现(如图6)。“鹰羽”象征着萨满的翅膀,鹰羽服饰的裙面上刺绣有蝴蝶和火焰纹等图案,长袍前后部位及袖口部位缀有饰条,形似鸟羽,伸开双臂,整个服饰形状似鹰展双翅,比喻萨满模仿飞鸟飞行的思想,象征着萨满所具有的神奇力量和鹰所蕴涵的图腾保护神力。这一点在早期人类的文化中普遍存在,如,上古巫觋的宗教活动中有翅膀的飞禽往往被视为是人与天沟通的使者,也就是说,有羽翅的飞鸟往往是巫师们借以陟神的工具。在萨满文化中这些鸟、鹰即成为萨满巫师陟神方式,萨满服饰中的“鸟羽”式无疑是这一观念的反映,萨满服肩部装饰的鸟造型以及披肩中的鸟图案都是此类观念的象征(如图4)。

萨满文化中的造型艺术普遍体现出对动物的崇拜。如,鄂温克族萨满裙带两侧常出现熊或者是狼的造型图案。鄂伦春萨满帽的前额部分多绣绘猛虎图案、龙图案(如图5),在萨满裙的飘带上还出现有似龙非龙,似蛇非蛇的,类似蜥蜴的动物形象,这种造型在东部区蒙古族萨满服饰中也有出现。另外在蒙古族、鄂温克萨满裙上还常见到“鹿”图案。达斡尔族的萨满帽有鹿角形造型,服饰裙摆有双鹿造型的动物图案,学术界认为是源于远古的图腾崇拜。学术界认为萨满服饰中的虎、龙、狼等图案是体现萨满与魔的斗争中借助这些凶禽猛兽的力量为助手的象征,是驱魔镇邪的象征物,而鹿图案、蛇图案等与远古时期的图腾崇拜、生殖崇拜有直接的文化关联,尤其是萨满文化中的“蛇”崇拜观念,在通古斯地区最为久远。蛇是开天辟地之神,蛇、鹰被认为是萨满的首神,是原始“生殖崇拜”的文化遗存,如喀尔喀、科尔沁蒙古族萨满服饰造型中“蛇”的崇拜观念就普遍存在。这些动物图案都体现出萨满文化的地域性、族群性文化特征,并具有驱邪避祸,祈求吉祥的象征内涵。

另外,萨满文化中的面具、神鼓等也是某些动物图案的载体。如萨满文化中的兽形面具、鹰禽面具、龟蛇面具、萨满鼓动物图案等等,主要是为了控制灵界,达到通天、通神,并具有驱魔镇*的作用。

结语

蒙古族传统动物图案象征体系的主体部分即是其伦理善恶与祥瑞象征内涵。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图案中蕴涵着本质的游牧民族精神和情感,蕴涵着向善去恶、求福避祸的道德观与民俗观念。同时,这些象征内涵也是一种“动态性”的文化建构过程,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随时代语境的变迁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体现出时代性、地域性和象征内涵的多元、多样性文化特征。

注释

[1]〔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卷16《先知》,〔清代〕毕沅校,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1]〔明代〕陈仁锡辑:《四库禁燬书丛刊》卷16《潜確居纇书卷》,北京出版社,年,第页

[1]〔清代〕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德国〕康德:《判断力批判》,李秋零译,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页

[1]〔西汉〕刘向:《说苑》卷18《辩物》,上海古籍出版社,年,页

[1]〔汉代〕王充:《论衡校注》卷3,张宗祥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78页

[1]赵君秋编:《山海经·海内北经》,吉林出版社,年,第页

[1]道润梯步著:《蒙古秘史》卷1,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29—30页

[1]〔清代〕萨囊彻辰:《蒙古源流》,道润梯步校,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年,第页

[1]〔瑞典〕多桑:《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年,第29页

编者注:基金项目:年内蒙古民俗文化研究基地项目课题成果,项目编号:J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主编:越慧贞

编辑:大猫

投稿邮箱:SHWY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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